从相加到相融：馆校协同育人的历史脉络、演进特征与发展愿景

2023年，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球探足球比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提出“学校要把统筹用好各类社会资源作为强化实践育人的重要途径，积极拓展校外教育空间”。2024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进一步强调建立“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工作机制”。构建高质量的馆校协同育人体系是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网络建设的时代命题和内容构成，是实现博物馆这一重要的社会资源单位与中小学资源互通、实践互构、功能互补的有效方式与必然选择。中国是一个博物馆大国。2023年，全国备案博物馆达6833家，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教育活动38万余场。充分发挥我国博物馆资源优势，建设高质量馆校协同育人体系，是新时代加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重要支撑。已有研究多聚焦馆校协同育人的价值阐释、实践困囿、影响机理和模式创新等横断层面的论证剖析，缺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馆校协同育人的历史脉络及演进特征的纵深关照。而围绕这一历史进程的回顾反思与本土总结，有助于进一步凝聚和深化馆校协同育人的理念共识与价值认同，廓清未来的发展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馆校协同育人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展。本研究以不同时期馆校协同育人的核心任务为抓手，系统考察其在教育活动结构中的层次位置，以及其所发生的制度化、系统化、常态化变革。梳理发现，馆校协同育人经历了从丰富学生校外生活向补充学校德育工作，再向支撑综合实践活动与嵌入学科教学实践的纵深拓展，呈现出愈发向中小学核心教育实践深入的迭代态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教育工作，坚持在巩固学校教育主阵地的同时积极推进校外教育阵地建设。秉承利用社会资源拓展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基本思路，博物馆逐渐成为学生校外教育的重要场所。

1953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充分肯定校外教育机关“在帮助学校开展课余的科学、艺术、体育、文娱活动等方面起着很好的作用”，并提出“广泛开展各种活动，丰富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的工作目标。博物馆作为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逐渐承担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的任务。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校外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进一步提出“学校要关心学生的校外活动，主动配合和帮助学生家庭和社会的校外教育”。在政策驱动下，博物馆开始与中小学建立合作关系。

发轫期是我国馆校协同育人的奠基阶段，主要聚焦以公共教育服务为基础的“社会教育层面”。博物馆和中小学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总体任务，以丰富学生校外生活为主要职能，以组织学生参观展览、观看影片等集体性、普适性活动为主要方式。馆校总体上保持着鲜明的独立性，呈现出“双轨叠加”的协同育人格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识与人才问题受到空前关注。全面提升义务教育办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规格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的主要任务。秉承利用校外教育资源赋能学校教育的思路，馆校协同育人逐渐延伸至学校教育体系内部，成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构成。

1985年，《中共中央球探足球比分：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学校教育和学校外、学校后的教育并举”，为馆校协同育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与动力。1991年，中宣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球探足球比分：充分运用文物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通知》，提出馆校协同育人活动应“作为大、中、小学生必须参加的教育活动，列入学校德育工作计划”。1993年，《小学德育纲要》进一步强调，学校和教师要主动与博物馆建立联系，充分利用这些专用场所和教育设施。1994年，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一重要的馆校协同育人载体。在政策驱动下，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通过“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方式，向全国中小学校提供制度化、系统化、多样化的德育活动。

探索期的馆校协同育人主要聚焦“学校教育层面”，双方以学校德育工作计划为纲搭建合作框架。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教育的目标、内容等在协同实践中的主导性日益增强，博物馆作为学校教育的“校外基地”与“第二课堂”的属性愈发明晰，博物馆与中小学“联结协作”的协同育人格局逐步形成。

进入21世纪，我国开启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新篇章。改革课程内容与结构，构建综合化、实践化的课程体系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议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设置，为博物馆资源融入学校课程体系创造了条件，成为馆校协同育人进一步深化的内容焦点。

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了博物馆资源作为重要的校外课程资源的身份，提出要“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2004年，《球探足球比分：公益性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的实施意见》提出，博物馆要“与学校综合实践活动相衔接”。2006年，中央文明办、教育部、中国科协《球探足球比分：开展“科技馆活动进校园”工作的通知》提出“双向互动”的协同实施方式，鼓励教师配合科技馆完成科技活动与中小学科学课程、综合实践活动等的有效衔接。在政策驱动下，各级主管单位进一步强化对馆校协同育人的支持与引导。例如，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雏鹰计划”等项目，开发了千余份课程案例，有力推进了指向综合实践活动的馆校协同育人机制探索。

发展期的馆校协同育人已深入“学校课程层面”，开始以学校整体课程规划为基础搭建合作框架。馆校通过有机衔接与动态交互的方式，围绕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目标，积极开发与课程方案相匹配的课程资源。博物馆资源与中小学课程之间从配合关系部分地转化为从属关系，馆校协同育人的课程属性日益增强。

进入新时代，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总基调下，加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成为新的重要议题。秉承利用博物馆资源优化和拓展学科教学内容，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思路，馆校协同育人开启了以学科教学常态嵌入为新方向的创新实践。

2015年，《国家文物局 教育部球探足球比分：加强文教结合、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的指导意见》强调，结合学科课程标准，研究提炼博物馆资源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点，使利用博物馆学习成为中小学校日常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2020年，《教育部 国家文物局球探足球比分：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博物馆教育内容要有机融入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思想政治、美术等学科教学，共同构建常态化的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工作机制。在政策驱动下，馆校不断推动模式创新，系统提升协同育人质量。例如，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开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悟课程”，实现了对语文、数学、科学等12门学科的全覆盖。

深化期的馆校协同育人已嵌入“学科教学层面”。馆校以学科课程标准为依据，通过深度融合与协同共建的方式，积极开发服务学科教学内容的博物馆教育资源。博物馆的展品资源、人力资源等开始系统性地进入课堂，成为学科教学的新要素。至此，我国形成了社会层面、学校层面、课程层面、教学层面相结合的复合型馆校协同育人结构。

在我国馆校协同育人从“双轨叠加”向“共生融合”的转型过程中，蕴含着一些本质性、关键性的逻辑线索与特征。

党对馆校协同育人的方向引领是我国馆校协同育人变革的驱动力量。我国馆校协同育人是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中两类关键育人机构间的合作。党的领导是其根本特征与核心优势。党中央围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价值纽带，不断思索和调控馆校协同育人的体系结构与方向定位，实现了由场馆供给导向向学校需求导向的转型。

在“双轨叠加”的发轫阶段，馆校协同育人具有鲜明的场馆供给导向，即关注博物馆自身所具备或者能够便捷提供的教育资源。博物馆总体上保持着较强的教育自主性。伴随党中央对博物馆教育的认识深化与政策引导，中小学开展的各种核心教育活动被纳入博物馆教育的实践范畴。博物馆中的藏品、人员、活动等逐渐成为中小学重要的教育资源。馆校协同育人逐渐由场馆供给导向向学校需求导向转型，即尊重、理解学校的教育需求，并依据学校教育需求不断调整和优化博物馆资源供给的内容与方式。学校需求导向结构的形成，表明我国馆校协同育人体系已是“作为学校教育功能延伸的充分条件而存在的，其真正的支配权由学校享有”。馆校协同育人的体系结构变革明确了馆校协同育人的合法性，同时也增强了学校对馆校协同育人的价值认同。

馆校协同育人理论的更新迭代是我国馆校协同育人变革的认识基础。馆校协同育人结构的转变带来了馆校协同育人实践的深度变革，也提出了馆校协同育人理论的创新诉求。我国学者围绕馆校协同育人的本质追求、内容要素以及主体关系等核心议题，不断革新馆校协同育人的理论研究，逐步实现了由“并育论”向“共育论”的迭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馆校协同育人的理论研究以“并育”结构为基本关系模型，即将博物馆与学校视为一对“双线并行”的联合体，强调两者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取长补短的方式在各自专业场域中承担相应的教育职责。然而，伴随博物馆资源愈发成为学校综合实践活动、学科课程乃至跨学科课程的重要构成，“双线并行”的关系模型已难以全面应对馆校协同育人层次迭代升级的时代挑战。进入21世纪，相关理论研究的关系模型逐渐转变为“共育”结构，即将博物馆与学校视为一对“深度融合”的共同体，主张两者以高度互涉的方式共同参与到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环节。相较于协同并育，共育研究将焦点从博物馆自身教育职能的发挥与实现等议题，转向馆校双主体如何跨越组织边界，形成共建、共享、共赢的深度融合问题。例如，我国学者基于协同论、共同体理论、边界跨越理论等对馆校协同育人进行深度反思与理论建构。馆校协同育人理论研究的深化为各层次的协同育人实践提供了统一的理论体系与思维工具，保障了馆校协同育人实践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馆校协同育人动力的进阶是我国馆校协同育人变革的关键保障。为了满足各阶段协同育人实践的动力需求，党中央和各级政府不断调控与优化我国馆校协同育人的动力机制，使其逐渐由以“馆校功能耦合”为支点的职能型驱动向以“组织利益融合”为支点的激励型驱动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双轨叠加”的协同育人格局并未给博物馆与中小学的工作内容带来显著变化，合作动力球探足球比分指向双方的机构职能履行问题。因此，相关政策以“馆校功能耦合”为驱动逻辑，即立足博物馆与中小学在教育职能上的关联性与契合性，以命令、敦促等方式要求馆校开展相关合作实践。然而，伴随馆校协同育人任务的迭代升级，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馆校协同育人领域的重要议题—馆校合作课程资源开发，迫切需要借助有效的利益驱动手段，进一步激活博物馆与中小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为此，我国不断完善以“组织利益融合”为支点的激励型驱动，通过建立奖励制度、荣誉制度、保障制度，将馆校协同育人实践与组织核心利益进行紧密联结，鼓励、支持与引导馆校合作共同体的构建。合作动力的拓展保障了转型时期馆校协同育人的平稳过渡，有力支撑了馆校协同育人共同体建构的阶段性目标的实现。

馆校协同育人主体的专业素养是我国馆校协同育人变革的基础要素。馆校协同育人日益成为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专业实践，相应地也要求相关教育主体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技能与情意。秉承以教育主体专业化支撑馆校协同育人专业化的理念，我国馆校协同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思路从要求主体能力兼容逐渐向专业化实践者培养转变。

在我国馆校协同育人的初期，相关教育主体本质上属于一种经验的迁移者，即以本职工作内容为主体的专业实践活动，同时依靠相关领域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的迁移和应用，兼顾馆校协同育人实践。因此，尽管相关教育主体的场馆育人素养相对薄弱，在简单的学习培训后，能够基本满足我国早期馆校协同育人的任务需求。然而，伴随馆校协同育人任务球探足球比分地指向以校外教育阵地全面支撑学校教育主阵地中的各项育人活动，仅依赖简单的学习培训或经验迁移，已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且创新的馆校协同育人任务。为了回应馆校协同育人高质量发展对相关教育人员“质”与“量”的迫切需求，我国不断明晰主体工作特点以及专业发展规律，逐步构建了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体系，为馆校协同育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构建新时代高质量馆校协同育人体系，需要在深刻把握我国馆校协同育人历史脉络与演进特征的基础上，持续、系统深化馆校协同育人改革，推动馆校协同育人实践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物品的供求决策依赖政治制度而非市场秩序决定。构建新时代高质量馆校协同育人体系，需要进一步强化学校需求导向的协同结构，切实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资源供给在新时代的纵深发展。当前，我国已形成了多层次交织的复合型馆校协同育人体系。学校需求导向的馆校协同育人结构的改革重心已不再是内容层次的进一步拓展，而是针对不同馆校协同育人层次间的系统性调节。这需要坚持发挥党的领导优势，以扩大博物馆对中小学课程与教学需求层次的资源供给为重点，系统优化馆校协同育人结构。

第一，强化馆校协同育人纲领建设。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总体框架下，优化我国馆校协同育人的顶层设计，将指向学校课程层次与教学层次的馆校协同育人活动纳入中小学校与博物馆教育事业重点发展规划，持续推进以中小学为主导的系统性、开放性的馆校协同育人体系建构。

第二，加强馆校协同育人规范构建。加快研制馆校协同育人相关专业标准与工作指南，优化指向社会层次与学校层次的馆校协同育人规范，进一步制定指向课程层次与教学层次的馆校协同育人规范，系统规约馆校协同育人实践。

第三，强化馆校协同育人工程引领。坚持以国家相关文化工程与教育工程为载体，支持高水平博物馆与中小学校合作开展高质量、示范性馆校协同育人行动，重点培育以课程层次与教学层次为主体的馆校协同育人项目。同时，健全典型经验的宣传推广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典型案例的方向引领与价值凝聚功能。

进入素养时代，单元主题、任务群、大概念、跨学科学习等内容掀起了教育系统内部的深度变革，也引发了中小学校对博物馆教育资源的需求变革。构建高质量馆校协同育人体系，需要直面新时代馆校协同育人的系统性挑战，深化馆校共育论研究，围绕合作中的本体性任务、常态化模式与发展性证据等关键议题，加强研究与阐释，为馆校协同育人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第一，开展面向课程与教学新形态的协同育人任务研究。厘清新时代馆校协同育人任务是深化馆校共育理论研究的首要议题。相关研究应深度聚焦素养导向馆校协同育人的课程与教学新形态，重点破解本质属性、功能定位、关键特征等理论问题，凝聚对于素养导向馆校协同育人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功能的根本性、前提性理解。

第二，推进指向学科教学常态化嵌入的协同育人模式研究。馆校协同育人模式研究是馆校共育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相关研究要围绕素养时代更具广度、深度与黏度的馆校协同育人模式建构问题，重点回应指向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素养的课程资源开发问题，积极探索馆校协同育人中的平台建设、规范研制、实施保障等关键内容。

第三，深化基于学生素养发展证据的协同育人价值研究。系统论证素养时代馆校协同育人的存在价值是深化馆校协同育人实践的重要基础。馆校协同育人的价值评估必然是一个多层次、多类型、多因素的复杂动态系统。相关研究要以建立科学、系统、全面的指标体系为关键手段，以基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学生素养发展结果为核心依据，以追踪研究系统呈现馆校协同育人对学生素养发展的意义与作用。

构建新时代高质量馆校协同育人体系，必须持续推进馆校协同育人动力机制改革，加快实现馆校协同育人从利益驱动转向利益与职能双驱动。在未来实践中，需要坚持将制度改革作为推进馆校协同育人动力机制变革的核心手段，以强化基于亲密伙伴关系的内生型合作动力为着力点，多渠道、系统性构建与新时代高质量教育体系相匹配的馆校协同育人动力机制。

第一，以馆校协同育人项目驱动共同体建设。坚持以项目式驱动为馆校协同育人伙伴关系建立的核心路径，加强各级教育与文化部门等相关单位对馆校协同育人项目的系统规划，完善共商、共建、共享的馆校协同育人项目激励机制与保障机制，重点提高馆校协同育人项目在博物馆与中小学校机构评价体系中的地位。

第二，以学生发展评价强化共同体建设。合作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引导馆校深度理解合作的目标旨趣，坚持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取向，制定具有约束性、指导性以及保障性的学生发展成果认定与评价体系，推动馆校协同育人价值的外显化。

第三，以馆校组织结构改革推进共同体建设。坚持以博物馆组织结构改革为主导，积极探索与当前馆校协同育人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新型组织结构，加强博物馆中各级各类青少年教育基地的建设，推动博物馆与中小学校内部建立具有独立职能的馆校协同育人组织，并科学配备工作人员。

构建新时代高质量馆校协同育人体系，需要以高素质馆校协同育人人才队伍建设为基本支撑。当前，馆校协同育人人才队伍建设以职后培训为主渠道，缺乏职前培养的有机衔接。在未来实践中，需要打破以往零散、孤立的人才培养模式，以“一体化”思想统整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关键性要素，构建职前职后高度一体化的馆校协同育人人才培养体系，为馆校协同育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保障。

第一，构建培养内容一体化。坚持结构化、系统化和集约化的基本方向，在筛选与组织内容时要打破文物与博物馆学知识、教育学知识间的分离与隔绝状态，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桥梁，利用主题、项目、真实世界的话题等大观念来整合必要且关键的知识要素。

第二，打造培养过程一体化。坚持连续化、标准化与螺旋化的基本结构，贯通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环节，优化馆校协同育人人才培养的学科建设，推进馆校协同育人人才培养的课程改革，加快研制博物馆教育者、学校教师的场馆育人能力框架，为主体专业成长提供全过程、针对性的指导与支持。

第三，探索培养机构一体化。坚持共享化、整合化与责任化的工作导向，充分调动高等院校的智库功能、中小学校的生态场域、博物馆的资源基础，发挥不同机构的专业优势，搭建协同发展的合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