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政治认同素养培育的逻辑理路、问题观照与路径探赜
作者：
江 艳，重庆市江北区新村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高级教师
贾 毅，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级教师
杨国良，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政治认同是培养青少年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必须具备的思想前提。青少年处于人生道路的起步阶段，政治认同培养是其成才的关键基础。当前，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实践理性错位、主体情感失位以及行动自觉缺位三方面问题。为此，应基于政治认同素养的启蒙性、具身性、渐进性和实践性逻辑理路，发挥课堂教学作用，提高青少年的政治认知水平；拓宽情感教育渠道，提升青少年的政治情感觉悟；有效激发团队活力，增强青少年的政治信任程度；积极投身实践体验，促进青少年的政治参与能力。
政治认同作为社会成员对所属政治系统的心理归属、情感依附和行为支持，是铸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思想基石。在《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简称“新课标”）框架下，政治认同素养被确立为五大核心素养之首，其培育过程需遵循青少年认知发展规律，通过系统性政治认知到积极政治情感浸润，最终升华为坚定政治信念并外显为自觉政治行为的闭环培养体系。为此，本研究聚焦青少年政治认同素养形成的内在机理，探索符合其心智发展水平的教学策略，着力构建知行合一、螺旋上升的培育路径，为新时代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青少年政治认同素养培育的逻辑理路
政治认同是主体通过认知、情感、信念与行为的多维互动，形成对政治体系的价值归属与行动支持。对于青少年而言，这一过程需遵循“感性启蒙—情感内化—信念萌芽—行为外化”的阶梯式路径，体现“具象化感知、生活化浸润、实践化导向”的青少年成长特质。
（一）政治认同培育的启蒙性实践基点
青少年政治认同素养培育作为意识形态启蒙的奠基性工程，其合法性根植于其认知图式与价值符号系统的同构性发展规律。在认知发展阶段理论视阈下，青少年依托具体运算思维建构政治认知的特性，决定了国家象征符号的具身化感知成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路径。国旗、国徽等国家符号能通过触觉、视觉等多模态感官刺激，在仪式化场域中完成“符号链—身份链”的意义联结，这种具象化启蒙本质上遵循着“感知—同化—顺应”的认知发展机制。当青少年在具身实践中形成对符号系统的情感依附时，抽象的意识形态概念便获得了可操作的认知转化通道，其认知建构过程在基础教育场域中具备了具象化转译逻辑。
政治认同的文化基因编码机制则体现为集体记忆的历时性传承与共时性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叙事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密码共同构成意识形态启蒙的“意义之网”，其中“天下兴亡”的伦理准则与“红船精神”的价值内核，需经青少年认知发展规律的筛选与重构。这种文化转译并非简单的语义降维，而是遵循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的文化适应机制，通过激活青少年既有认知图式中的文化前理解，实现传统价值基因与现代意识形态的认知嫁接。当革命精神的英雄原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叙事符号时，集体记忆便完成了从文化传承到价值认同的认知跃迁，意识形态启蒙便完成了从认知建构到价值内化的质性飞跃，这印证了红色文化资源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认知锚定作用。
（二）政治情感生成的具身性心理机制
政治情感不仅是构成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更是价值内化的核心载体。唯物史观揭示，价值存在根植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类本质属性与社会性特征，其超越性特质体现为对理想境界的持续追求。弗洛伊德的认同理论进一步指出，情感联结的初始形态源于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心理互动，这一机制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具有奠基意义。青少年政治认同教育特殊性在于其认知图式高度依赖具身性体验，青少年接收政治信息时，思维加工过程受限于其具象化认知模式，需通过情感共鸣实现逻辑整合与价值内化。传统教育范式受“特殊认识说”影响，片面强调知识传递而忽视主体在场性，导致政治情感沦为认知的附属品。青少年思政教育作为具身实践场域，其教育效度取决于认知高度、信念深度与情感温度的三维统整。政治认知奠定价值基准，政治信念深化理性自觉，政治情感则通过具身参与激活价值认同的内在动力。
具身性视角下，青少年政治情感生成呈现双重特性：其一，情感认同的形成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需通过主体与政治符号的具象互动实现情感投射；其二，情感稳定性受制于认知发展阶段，需在反复的实践循环中完成从感性体验到理性认同的跃迁。这种心理机制表明，高质量的政治认同教育本质上是认知图式与情感结构协同重构的过程，其关键在于创设具身化学习情境，使抽象政治价值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情感对象，进而实现政治理性与情感体验的辩证统一。
（三）政治信念养成的渐进性内生动力
政治认同核心在于政治信念的生成机制。政治信念体现为个体对政治体系价值内核的理性接纳与情感皈依，既是政治认知的升华产物，亦是驱动政治行为的深层动因。从发生学视角看，青少年阶段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其信念形成并非线性叠加，而是在主体与政治符号系统的持续互动中，通过意义诠释与价值整合逐步构建的认知与情感复合体。
教育场域中的政治认同培育须遵循“知—情—信”的认知发展规律。其中，“知”作为基础认知层，构成政治信念生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唯有经过主体的理性审思与价值比照，才能实现政治认知向政治信念的质变跃升。青少年阶段正处于具身认知优势期，其政治信念的内化过程具有鲜明的情感嵌入特征。这种情感并非简单情绪反应，而是基于政治符号系统与个体经验的意义联结，表现为对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意识与价值承诺。
政治信念的培育维度可从系统建构与主体激活两方面进行解析。系统维度强调政治符号的意义网络构建，通过多维情感共鸣促进政治价值的内源性认同，使抽象政治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意义单元；主体维度则凸显学习者在政治情境中的具身参与，其情感纽带作用能够催化认知要素的结构化重组，推动政治信念从潜在认同转化为稳定的价值坐标。此双重维度共同作用，形成政治信念培育的立体化路径，既保持政治价值的系统完整性，又尊重学习主体的认知发展规律，最终实现政治认同从情感依附向理性自觉的进阶。
（四）政治认同培育的实践性外在表征
政治认同作为主体与政治体系互动的实践过程，其内在机理体现为心理认知与行为外化的辩证统一，这一过程在青少年群体中呈现出独特的建构逻辑。从主体间性视角审视，政治认同的形成并非单向度的知识传递，而是主体在交往实践中通过价值协商达成的共识性归属。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遵循“利益—制度—价值”的递进式认同逻辑，其中对集体规则的情感接纳构成行为规范的基础，而价值内化则需经历从具象体验到抽象认知的思维跃迁。
青少年政治信念的萌芽源于对生活场域中政治符号的具身感知。当个体将政治价值理念从“客体知识”转化为“主体经验”时，便实现了从机械记忆到意义建构的认知飞跃。这种内化过程是通过主体间的意义对话不断重构的动态实践，将抽象价值理念具象化为可感知的规范体系。在知行转化的微观机制层面，政治认同的本质体现为“信奉理论”向“使用理论”的实践迁移。青少年通过日常交往中的角色体验，逐渐将政治价值理念转化为解释世界的认知框架和指导行为的价值准则。这种迁移过程使政治话语体系与儿童的生活世界产生意义共鸣，进而形成稳定的政治情感定向。当政治认同从心理图式转化为具身实践时，个体的政治表达便超越了简单的行为模仿，升华为基于价值自觉的素养外显。
二、青少年政治认同素养培育的问题观照
青少年政治认同素养培育背后内隐着主体对教学本质的基本假设、处理问题的逻辑思路以及所秉持的策略原则等无形之手的控制。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各种现实矛盾的复杂交织，致使政治认同素养从“知识内隐”到“外显行动”的发展历程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和困难。
（一）实践理性的错位：政治认同素养的培育目标充斥认知理性
自夸美纽斯教育思想体系形成以来，理性主义教育理念的过度演绎导致学科教学长期偏重政治知识的逻辑推演与判断能力培养，而弱化政治情感培育、信念塑造及行为实践的系统建构。当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认同素养培育存在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失衡的深层矛盾。这种失衡在青少年时期表现尤为显著：课程设计往往将政治认同窄化为知识识记与概念解析，忽视青少年通过具身体验实现价值内化的认知规律。认知理性主导下的教学模式，难以支撑青少年从政治认知向价值认同的进阶，更无法形成稳定的政治行为准则。
这种实践理性的弱化折射出课程实施者对政治认同素养内涵的误读。新课标虽强调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但实际教学仍固守知识本位的惯性逻辑。教学过程被简化为单向度的知识传递，缺乏引导青少年通过政治参与实现自我身份建构的实践场域。尤其在青少年时期，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具有显著的具象化特征，需通过情境体验与行为操演完成价值启蒙。然而当前课程未能充分创设将政治认知转化为情感共鸣的实践通道，导致知识符号难以转化为行动自觉。这种培育模式的局限性，已滞后于新课标要求的素养导向范式转型，亟待重构认知与实践的协同机制。
（二）主体情感的失位：政治认同素养的培育过程存在结构性矛盾
政治认同作为价值反思与情感归属的深层整合机制，其本质在于个体通过主动建构实现政治价值的内化与外显，而非单向度的观念灌输。这一过程既需依托青少年认知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依赖于教育场域中主客体交互关系的动态调适。当前青少年政治认同培育的核心困境在于：教育者囿于工具性价值取向，将政治知识体系简化为标准化认知模板，导致教学过程中理性逻辑与情感体验的割裂。
教育者将政治认同简化为知识识记与行为规训的技术性过程，实质消弭了政治情感培育所需的“交互主体性”场域。当教学对话异化为单向度的意义赋予时，政治体系的情感认同便退化为机械的条件反射，既无法形成稳定的政治价值取向，更难以培育基于主体自觉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教学异化现象折射出更深层的课程实施矛盾，政治认同培育目标的系统性与教学实践碎片化之间的冲突、情感生成机制的长周期性与教育评价即时性之间的悖论。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青少年时期特有的认知发展水平与政治知识体系的高度抽象性形成双重张力—学生既难以突破具象思维桎梏实现政治概念的意义转化，又缺乏足够的社会实践经验支撑政治判断的价值锚定。
（二）动自觉的缺位：政治认同素养的培育方式缺少具身体验
政治认同作为政治主体在具身化实践中形成的价值倾向与情感归属，其本质是动态建构的实践过程。政治认同的生成需通过主体身心与情境要素的深度耦合，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张力中实现认知图式的调适与重构。然而，当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普遍存在“身心割裂”的困境：一方面，知识规训的离身化倾向遮蔽了青少年的主体意识，使政治理念的认知停留于符号化传递；另一方面，实践场域的情境性特征被简化为线性知识逻辑，导致政治价值的体认与行为范式的转化之间出现结构性断裂。
具身认知理论揭示，认知生成需依托身体与环境的交互体验，而政治认同的建构本质上是政治符号系统与个体感官经验双向建构的过程。当前培育方式中情境嵌入的浅表化、具身互动的程式化，使得青少年难以在“在世”体验中形成稳定的政治价值坐标系，进而导致政治认知与政治行动之间的意义链条断裂。这种培育模式的缺陷折射出更深层的教学论困境：政治认同教育未能充分回应具身认知的生成性特质，过度依赖离身化的知识传递，忽视身体作为认知载体的本体论价值。当教育过程剥离具身体验的具象支撑，政治认同的培育便异化为心智规训的单向度过程，既消解了青少年主体在政治生态系统中的实践参与性，也弱化了政治价值内化的情感动力机制。
三、青少年政治认同素养培育的路径探赜
无论是从政治认知、情感内化视角，还是从行动认同视角，培育青少年政治认同素养都是一项系统工程，关注青少年群体政治认同及其生成机制既要遵循人的心理发展历程，也要依循具体的学科建设逻辑，按照知、情、意、行不同层面提出有针对性的策略，以助力青少年政治认同核心素养的发生、演变脉络。
（一）发挥课堂教学作用，提高青少年政治认知水平
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具有贯通性、协同性和实践性的系统工程，其成效的实现需要建构起多维联动的实施路径与创新机制。青少年时期教学实践中，教师应立足儿童认知规律，将政治认同培育与具象化生活场景相融合，构建“知—情—意—行”全链条育人模式。以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为例，教师需精准把握低年级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的认知特征，通过国旗国徽的视觉符号认知、国歌合唱的情感共鸣、校园生活场景的沉浸式体验等立体化教学策略，将抽象的政治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具象化载体。例如，在一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校园生活真快乐”教学中，可将爱国教育具象为“红领巾佩戴仪式”“校园升旗手选拔”等仪式化活动，使青少年在角色代入中深化对政治符号的情感认同。
在课程内容实施层面，教师需要突破教材文本的平面化呈现，通过议题式教学构建“生活即教育”的实践场域，可将社会热点事件转化为可操作的探究议题，如“公交车拥挤场景”设计思辨性任务链：首先通过情境模拟呈现公共空间冲突，继而引导青少年以“小小调解员”身份分析矛盾根源，最后组织“文明公约我制订”实践活动。这种教学范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指南，既呼应了“案例教学增强实践体验”理念，又实现了“在奉献社会、服务人民中锤炼思想”的实践育人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教学需同步建立动态评价机制，通过观察青少年在真实情境中的行为选择、矛盾解决等表现，形成涵盖知识掌握、价值判断、行为转化的三维评价体系。
（二）拓宽情感教育渠道，提升青少年政治情感觉悟
政治认同的本质是主体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与客体互构的价值生成机制，其基本结构范畴涵盖认同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杜威认为，思想和观点是不可能以观念的形式在人们之间传递的，只有在主体亲身介入问题情境，寻求解决问题具体程序与方式时，才算是在真正地思维。可见，政治情感觉悟的培育需通过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形成社会共识，而这一建构过程必须依托具象化教育实践场域。
一是优化情感教育课程体系。教师可借鉴“四方联动”机制，将思想政治课程的情感教育目标贯穿于学校、家庭、社区和社会协同育人网络。例如，在“百年追梦复兴中华”课程模块中，教师可引入《建党伟业》等影视文本的视听资源，设计“红色剧场”沉浸式学习活动，引导青少年以“小记者”身份采访剧中人物动机，再以“小导演”视角重构历史事件逻辑链，最后以“小公民”身份撰写“新时代少年宣言”，实现从符号认知到价值认同的跃迁。二是创新情境化教学范式。依据具身学习理论，整合音乐、绘画、戏剧等艺术符号的情感唤起功能。例如，在“法律护我成长”主题教学中，借助“德育能量瓶”动态评价工具，设计“法治微剧场”任务，通过角色冲突呈现法律困境，再以“法律小卫士”身份提出解决方案，最后将矛盾化解过程转化为“能量值”计入个人成长档案。三是拓展情感教育的渠道。教师利用项目式学习工具，促使青少年形成“从生活经验到价值体认”的转化机制。例如，以“我的祖国”为主题，引导青少年通过家庭老照片搜集、社区变迁访谈、城市地标打卡等任务，绘制“家国记忆图谱”，再结合“可视化策略”制作“爱国情感温度计”，用图像叙事记录政治情感的变化轨迹。
（三）有效激发团队活力，增强青少年政治信任程度
政治信念作为青少年政治认同素养培育的核心，需依托具身化教育路径实现价值内化。针对青少年认知图式未定型、社会经验有限的特点，政治信念的传递应超越单向灌输模式，转而构建“同辈互动—情感共振—实践深化”的立体化培育机制。在此过程中，少先队辅导员的专业素养提升是基础性工程，需通过系统化的政治理论学习与跨学科研修，形成涵盖政治认同、法治意识、公共参与等维度的素养结构，并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以应对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教育挑战。
少先队日常教育活动的优化应遵循“分层递进”原则，依据不同学段认知特征设计梯度化教育方案，例如低年级侧重仪式教育中的符号感知，高年级强化项目式学习中的政治参与，同时构建包含过程性反馈与质性评估的动态评价体系。校园红色文化建设的双重路径可进一步拓展：一方面通过红色符号叙事重构空间政治意涵，将革命文物数字化呈现与历史场景沉浸式体验相结合，使青少年在具身互动中激活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创设“政治技能实践平台”，将模拟政协提案、社区治理观察等政治参与要素嵌入主题活动，形成信念塑造与实践能力提升的协同效应。
（四）积极投身实践体验，提升青少年政治参与能力
政治认同作为一种特定的心理图式和行为实践模式系统，强调政治主体在情境化实践场域中通过具身感知、情感唤醒与主体性参与的三重转化路径，实现认知编码、价值内化与行为范式的动态建构。在具体实践中，应着重从教育场域拓展、教学策略创新以及实践机制深化三个维度构建培育路径。
在社会大课堂中增强政治体验力，通过身体经验与情境实践的交互作用促进知识的意义生成，将教育过程视为具身化发展的现实转化机制。例如，在政治知识建构中，可依托社会场域与生活世界的互动关系，设计“在场式”学习活动，使青少年学习者在身体感知与符号系统的具象化联结中，形成知情意行整合的具身学习体验。在组织活动中提高政治实践力，通过开发探究性议题，运用案例比较分析与角色沉浸式学习法，将政治榜样的叙事逻辑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策略。如在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六年级上册教材第六课“人大代表为人民”的“阅读角”栏目“全国人大常委会回函小学生立法建议”中，讲述了一个真实案例：几名小学生针对广告中与少年儿童有关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高度重视并正式回函。由此可见，通过真实案例设计开发的道德与法治教育，能培养青少年的参政责任感，有助于他们认识到参政议政并不仅仅是成年人的事，青少年也可以通过提出建议、参与班级自治等适龄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中。在校外课堂中培育政治行动力，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空间的政治社会化功能，通过身体在场与历史文本的互动，将抽象政治话语转化为可感知的认知图式。同时，通过志愿服务、社会调研等持续性参与建立常态化实践机制，促进政治认同从情境化体验向稳定行为范式的转化。
综上所述，对青少年政治认同素养的培育，“功”在资源储备，“效”在情境浸润，“固”在实践强化。因此需要构建“家庭情感浸润—学校认知建构—社区实践场域—社会价值辐射”的全周期动态培育机制，通过“认知建构”“情感共鸣”“信念内化”到“行动外化”的螺旋进阶路径，使青少年在具身化参与中完成政治符号的意义解码，最终形成稳定的政治价值坐标系与自觉的公共参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