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天山等：整体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
曾天山，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马丽琳，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副研究员
吕建晴，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陈平，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整体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彰显文化自信、推动学科发展、支撑教育强国的时代使命与必然要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征程，必须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矢志教育强国伟业，回答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有没有、是否成熟、如何优化”的核心问题，在全球教育领域中确立中国教育学的话语权与引领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一项协同性非常强的系统工程，不能依靠碎片化研究，必须宏观布局、整体推动，坚持中国化、时代化、本土化“三化原则”，聚焦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服务政策制定、全学段教学、教材建设“三大领域”，推动知识、理论、方法“三大创新”。
教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所谓古老，体现在几千年前先人们在教育实践中就总结出许多丰富的教育思想和主张；所谓年轻，体现在教育学作为学科自创立至今不足400年。教育学既是一门研究人类教育现象、揭示教育活动规律并掌握其运用技艺的学科，又是在不断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和反复修正而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其内容主要涉及教育的目的论、方法论和价值论问题，同时教育的主体论也是一项关乎人才培养方式的核心议题。教育学兼具实践性、科学性、人文性、跨学科性的特点，其学科知识随着社会进步发展在教育实践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仅关系到学科自身的发展，更与国家教育事业的长远规划以及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紧密相连，如何从整体层面推动其发展，是中国教育学人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一、坚持“三化原则”
知识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形成的观念、逻辑、方法的集中体现，反映人们对于自身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与国外先进教育理念深度融合，形成适应时代需求的本土智慧，体现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历史主动。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
全面学习、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有三个重要命题。一是球探足球比分：教育的性质，论证教育与阶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揭示了教育不仅是传承文化和知识的手段，也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途径，教育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二是球探足球比分：教育的方法，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找到了人的片面发展、畸形发展的经济根源、制度根源及其解决之道—用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替代已经阻碍生产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三是球探足球比分：教育的目的，主张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坚持人的全面发展过程是人不断走向自由和解放的过程，是人类历史追求的真正目的。主张实施全面教育，即在人的劳动能力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包括人的社会关系、体力、智力、道德、精神面貌、意志、情感、个性及审美意识和实践能力等各方面的和谐统一发展。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始终坚持系统学习、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将教育事业发展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结合，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化，围绕教育的基本立场、价值追求问题，围绕教育服务经济社会、有效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教育新文明。
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解释世界的理论品格，而且具有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是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中国教育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原理同中国教育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诞生了毛泽东教育思想、邓小平教育理论、习近平教育重要论述，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的认识，丰富完善党的教育方针，系统指导了中国教育现代化，有力推进了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系统性跃升和质变。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成为教育事业面临的首要问题。1949年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教育工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两为”作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的基本职能和作用。1957年2月，毛泽东在《球探足球比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以及“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两个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球探足球比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贯穿于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目标之中，形成了新中国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对教育事业发展发挥了持久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高度，精辟地阐述了教育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邓小平教育理论。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新发展。其思想精髓表现在，高度重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强调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总水平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明确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成为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明确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切实提高教师待遇。作为科教兴国思想的奠基者，对科教兴国发展战略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这些重要理论的提出，充分适应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在教育理论认识上实现了思想升华和历史型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明确“九个坚持”，首次把劳动教育纳入教育方针，倡导五育并举，明确教育的“三大属性”，提出教育强国的“六个重要特质”，建设“八大体系”，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首次作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部署，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这些重要论述是对百年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的理论性概括，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既根植于中华民族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鲜明特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标志着我们党对教育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开拓了新境界，是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
（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时代化
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孔子开创性提出“以德为首”“教学相长”等教育理念，对现代教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墨子提出“素丝说”“闻知、说知、亲知”三知论和“兼士”培养目标，比西方近代量力性原则的提出早了2000多年。荀子“化性起伪”的教育理念，强调人的内在自觉学习对于人之成人的价值。古代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大学》《学记》《劝学篇》《考工记》和《师说》等教育名作。《学记》是有据可考的世界最早最完整的教育学专著，对古代教育的作用、学校教育制度、教学原则和方法以及师生关系等问题均作了精辟论述，成为千古名篇。《考工记》是春秋战国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强调实践技能的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节约与环保的教育意识，这些都是现代技能人才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新的时代内涵是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路径。中华传统教育思想的现代转化，并非简单复刻，而是通过创造性诠释与创新性实践，使其核心价值与当代教育目标相融合。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发展为“教育公平”的现代教育基本原则。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理想，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当代“素质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朱熹“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导下，发展为“知行合一”的教学方法论。王阳明“心即理”的教育思想，通过现代心理学的诠释，为情感教育提供了本土理论支撑。“立德树人”的教育本质观，“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等经典教育思想经过现代意识的阐释和转化，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既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回应了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期盼，为中国特色教育学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推进国外先进教育理论本土化
国外先进教育理论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借鉴。1902年，伴随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成立，现代高等师范教育体系建立，教育学也随之发展。我国最初从日本中转学习德国教育学，后仿效美国教育学，再学习苏联教育学，综合苏俄、引进欧美，从“人类知识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捷克球探足球比分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德国球探足球比分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美国实用主义球探足球比分杜威的《民主与教育》等，均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联球探足球比分凯洛夫编写的《教育学》是人类教育史上第一次用马列主义观点阐述社会主义教育学理论的专著，被指定为苏联高等师范院校的教科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被称为中国教育学的模板。1957年前后，凯洛夫教育学与中国的教育实践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在指导中国教育实践问题上，凯洛夫教育学日渐乏力。196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发表了《球探足球比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为教育学“中国化”的努力指明了方向和方法。同年，刘佛年开始主编《教育学》教材，于1979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为创造“中国化”教育学积累了经验。1984年，鲁洁主编的《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被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专业广泛采用。随着国际教育交流与理论互鉴的日益深入，建构主义教育思潮、发展性教学思潮，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终身教育、全民教育和全纳教育等，均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对我国教育学发展产生了影响。
立足本土是推动教育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不同的知识体系来自不同的实践和历史积淀，秉持开放包容原则，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注重对境外知识的借鉴与阐释。早在五四时期，国人就萌生了教育学“中国化”的意识，作出了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尝试，涌现出蔡元培、黄炎培等一批融通中西、贯通古今的球探足球比分。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思想，通过美的事物陶冶人的感情，驱除愚昧和迷信，旨在重建国人的价值共识。黄炎培以实用主义为核心，倡导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价值观，积极推进劳动教育的发展。陶行知结合中国社会的语境，提出以培养生活力、自动力和创造力为主要能力的“三力论”和“常能论”。该理论有别于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理论，更注重昭示生活的教育意义。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中国化”运动在教育学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批学者致力于将西方教育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实际相结合，探索符合国情的教育路径。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和陈鹤琴的“活教育”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的教育实践和理论创新。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阐释教育原理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创立中国无产阶级教育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徐特立提出教育要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重视自然科学教育，通过实践探索农村教育路径，其思想在延安时期发展为“为工农兵服务”的教育方针。新中国涌现了吴玉章、蒋南翔、于漪、卫兴华、高铭暄、张晋藩、黄大年等球探足球比分，对本土的教育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彰显学术自觉。
回应世界之问，提升教育学国际话语权。自20世纪末以降，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为代表，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核心素养本位教育改革运动成为世界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变革的方向与要旨。我国教育工作者围绕“素质教育”开展深入研究，提出以“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为基本内涵的总体框架，并将“核心素养”理念贯彻到课标研制、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中。顾明远认为核心素养是课程改革的原动力，素质教育构成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与国际对话中，袁振国认为素质教育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凸显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6年教育部印发《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规定了核心素养的总体框架。从一维“双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1.0版）到三维目标（2.0版），再到核心素养（3.0版）的提升，核心素养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新坐标。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当前，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希望中国支持其基础教育发展，这表明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实践经验与成果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具备可借鉴、可推广的价值。在坚定文化自信基础上深化教育理论创新，不仅增强了我国教育理论的国际话语权，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选择，为世界教育领域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聚焦“三大体系”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基础在“知识”，关键在“体系”，特色在“中国自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维度和关键目标。
（一）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是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相对独立或已经形成的学科结构体系，由学科设置、专业划分及人才培养体系等组成。从学科体系的设置上看，我国教育学科已形成以教育学为中心、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瞿葆奎深刻考察教育学学科的内在机理和运行逻辑，把教育学学科区分为以教育理论为研究对象和以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两大类。前者如元教育学、教育学史。后者由三类组成，包括把被运用学科作为理论分析框架的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等，采用被运用学科方法的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等，以及综合运用各门学科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的教育管理学、教育技术学、课程论、教学论等。从学位点建设来看，截至2018年，全国高校共布局教育学专业硕士点164个、教育学专业博士点27个，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99个、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35个，教师教育的学科支撑更加有力，培养层级显著提升。从学科建设力度来看，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教育学入选双一流学科建设的高校有6所，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厦门大学，是教育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生力军。从国际影响力来看，中国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中的排名跃升到第9位。在世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发布的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中，中国大陆38所高校教育学科进入评估，2023年北京师范大学综合排名位列全球第18位。
（二）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是球探足球比分：学科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与知识的呈现方式，包括学术理论体系、学术组织体系、学术平台支撑体系、学术评价考核体系等。经过百年发展，教育学学术体系发展更加专业化、专门化、专项化。学术理论成果更加丰硕。中国教育学人立足时代发展需要，在服务国家与走向世界的建设进程中，探索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蒋南翔的教育思想体现在坚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特色，坚持和发展“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坚持多措并举点面结合推进德育工作等方面。于漪是至今唯一获得“人民球探足球比分”国家荣誉称号的基础教育教师，提出语文学科性质的“人文说”，在长期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了融语言训练、思维提升、智力开发、审美熏陶、情操陶冶、文化奠基于一体的独特的教学风格，被誉为“精心育人的一代师表，潜心教改的一面旗帜”。高铭暄关注多层次法律人才的培养，重视中国具体国情的需要，从社会治理的客观需要探究中国法学教育的走向。学术组织体系更加健全。全国高校、科研机构、社科院、学术社团、民间研究五路大军的十多万教育科学工作者，为教育科学知识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球探足球比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等学术团体的成立，以及《教育部球探足球比分：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等制度规定的出台，推动教育学学术组织体系规范、有序发展。学术平台支撑体系更加有力。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共同构成了多元主体的教育学知识生产支撑体系。现有教育专题类学术期刊1100余种，形成以《教育研究》为代表的教育类期刊和以《中国社会科学》为代表的综合类期刊。教育学刊物数量仅次于经济学和管理学，构成教育学科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载体。依据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出版单位在调查统计平台上填报的数据，高校正在使用的教育学相关教材达4000余种。学术评价体系更加完善。设立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全国教材建设奖等重大奖励奖项。2021年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出5本教育学教材，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
（三）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按照语言规则组织概念、范畴、表述形成的表达系统，内含着话语主体的思维方式、思想认同和民族观念，是主体思维活动物化为语言符号的实践应用。判断话语体系是否具有“中国特色”，主要标准是主体性、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主体性立场作为话语生产的逻辑起点，决定着话语体系建构的价值取向与问题意识。坚持自主性，就是以中国教育发展为主体深入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这意味着摆脱教育学理论和知识的外部依赖，用中国的思维方式组织概念、范畴、表述，体现中国教育学的独特视角和理论成果。所谓标识性概念，是指一个学科必然出现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基本语汇，不仅具有“原创性”，而且凸显特定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科学提炼标识性概念，必须采用系统化策略。注重运用议题设置，掌握学术话语先机，对本土实践进行深入诠释、凝练表达，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再到理论推理，形成点线面的话语体系布局，强化对现实的解释力和穿透力。加强国际话语传播，发挥各类智库以及国际学术期刊、国际媒体和国际论坛的传播力、影响力，促进中外教育思想的交锋、交流、交融。所谓原创性理论，是指首次提出的、具有系统性突破并能开辟新研究范式的理论体系。建构教育学原创性理论体系，需要提炼本土经验，融合国际视野，推动感性经验升华为理性认识。我国教育学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与理论。鲁洁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提出教育是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提出“德育的享用性功能”与“道德教育超越性”，主张教育的根本价值在于其超越性功能，应帮助学生“享受生命的过程”，使生活变得更值得过、更有意义、更加美好。顾明远提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原理，话语风格大道至简、真诚朴实，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人生、对理想、对教育意义和价值的凝练和表达。叶澜突破传统“三因素论”（遗传、环境与教育）提出“教育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使人懂得把握自己的命运”，提出“教天地人事， 育生命自觉”的中国式表达，旨在使学生形成个人的精神世界和自我发展自觉。2007年，吴启迪担任主任委员的教育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审议确定了教育基本理论、中国教育史等领域的3401条教育学名词，并于2013年出版《教育学名词（2013）》，是推动教育学术话语规范化、标准化的重要举措。基础教育领域的“核心素养”“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职业教育中的“职普融通”“贯通培养”“岗课赛证、综合育人”，以及高等教育中的“分类理论”“差异化发展”“双创教育”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概念和重要理论，既立足本土教育改革实践，又具有一般意义的推广价值，其影响力、辐射力超越了本土。
三、应用“三大领域”
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发展既以学科自身发展的需求为导向，又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方面，教育学自身的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在国家战略的引导和支持下，教育学研究成果服务政策供给、贯穿大中小各学段、支撑教材体系，使得理论建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探讨，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服务政策制定
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转型道路上，无论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还是前瞻性政策的预测，抑或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等，教育研究始终保持与政策发展的同频共振，教育理论对于政策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显著。1982年中国教育百废待兴，急需国家大量投入，教育经费短缺成为当时亟待研究解决的政策问题。为了解决“政府要拿出多少钱办教育才算合理”这一问题，“六五”时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设立了“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合理比例与教育投资经济效益分析”重大课题，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任组长，陈良焜、王善迈以及中央教科所的孟明义任副组长，共计40多人组成的项目组成立。项目组采用了国际比较的方法，以计量回归模型测算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合理比例和下限，主要参照39个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市场经济国家20年的政府教育支出和人均GDP，最终得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应占GDP的4%左右的结论。该研究成果被中央采纳并被写入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从此，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拨款有了数量上的政策依据，走上了有保证的稳定增长之路。
（二）贯穿大中小各学段
教育学理论成果依循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各自发展规律与特色需求，优化布局、精准施策。
基础教育形成中国特色教研体系。“教研知识体系”是在长期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它植根于中国本土教育需求，融合了课程改革、教学实践与教师发展的核心经验，既体现了我国基础教育的特色，也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创新，是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从政策发展历程来看，1955年《各省市教育厅必须加强教学研究工作》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推动教研工作规范化。1990年球探足球比分：改进和加强教研室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各省、地（市）、县（区）都要设立教学研究室，以教学研究为核心的省、地/市、县三级教研制度框架不断发展。2019年，教育部发布《球探足球比分：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五级教研体系，形成了以教学研究为核心的、上下联动、资源共享的中国特色教研生态。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制度，教研体系兼具行政“助手”与业务“指导”的双重功能，成为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支撑教师专业化成长的重要抓手。在国际上，我国教研体系被赞誉为中国教育的“秘密武器”。
职业教育建构“双主体”“双师”“双证书”育人模式。“双主体”育人是职业教育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融“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为一体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是职业教育研究的重大理论创新。“双师型”教师是指职业教育教师应“兼有教师资格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或“既有较高学术水平、教学水平，又有较强实际工作能力”，该项研究被认为是中国职教研究领域的重要原创理论。“双证书”制度指职业教育的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在这一制度中，学历文凭的发放标准规定了受教育者的学习要求，而职业资格证书则明确了其未来从事的工作领域。该制度明确职业教育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互认的参照标准、厘清职业资历与学历资历之间的对应关系、推进职业资格标准与职业教育标准的有效衔接、推动职业资格制度创新与综合配套改革等。
高等教育形成服务重大战略、分类发展的系统化路线。高校分类是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基础。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要摆脱高校单一趋同的长期困境，既需要“全能选手”，又要有“单项冠军”。潘懋元从层次、类型和服务对象维度，提出高等教育分类理论。依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及办学特色，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健全分类管理和分类支持政策体系，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更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层次人才需求。自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实行分类管理”以来，我国探索高校分类管理已有十数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分类管理理念与实践。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体系同频共振，钟秉林基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征，提出了建构特殊教育体制与文化的创新理论框架。其核心观点包括：确立“优势发展”的教育哲学原则，遵循知识整体性学习规律，打破学科专业壁垒，突破传统质量评价范式，构建以就读经历丰富化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路径。这一理论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奠定了重要基础。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加强了对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的学科支撑，设置了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等交叉学科，打破学科专业壁垒，超常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三）支撑教材建设
教材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打造高水平、原创性教材体系，离不开自主知识体系的有力支撑。为了解决各领域教材建设中的难点、痛点、焦点问题，我国教育工作者汇聚专业力量，创办了《课程·教材·教法》等教材研究的权威性学术期刊，出版了《教材论》等专业著作。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开展了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的国际比较研究，对教材的系统设计、结构框架、呈现方式等提出优化建议，指导教材编写。课程教材研究所紧扣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这一时代任务，召开了系列研讨会，形成以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为主、其他重要学科为辅的学科布局，有目标、有侧重、精准设计研究议题，促进学科发展与教材建设有效衔接。国家教材研究基地依托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开展教材质量监测和评估工作，确立科学评价标准，为教材编写和使用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四、推动“三个创新”
整体构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教育实际，解决中国教育问题，激发知识创新活力、拓展理论创新深度、开创方法创新格局。
（一）知识创新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知识体系，既指向知识生产的基本立场、价值指向，又内蕴着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必须扎根实践，将学科发展与国家战略紧密对接。将教育强国和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战略需求转化为学术命题，通过政策研究、智库建设等途径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发挥政策保障与资源倾斜的激励作用，重点支持中国特色教育学研究，统筹推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跨学科研究、综合研究和战略研究等。在教育问题极其复杂的当下，精细分科治学的弊端越来越成为学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学科融合、学科交叉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解决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众多问题，迫切需要打破学科壁垒、加强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团队合作，运用多种学科和多种方法对问题进行“会诊”，建立本土教育案例库，建设跨学科研究平台。此外，数字技术对教育学科的介入和变革，使知识生产得到扩充，生成式AI、脑机接口等技术正在重构教育场景，传统教育学概念面临落伍风险。要抓住人工智能时代的先机，不断满足受教育者的学习特性和教育需求，推动教育学知识创新。
（二）理论创新
建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注重“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没有理论创新，教育实践就会因循守旧，教育学学科发展就会僵化停滞。理论创新要对照三个标准。其一，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要求理论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说理透彻，让人信服，这是检验理论创新的第一个标准。其二，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一观点阐明了科学理论转化为实践力量的内在逻辑，从现实维度强调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既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又是衡量理论有效性的重要尺度。注重将理论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发挥群众在推动教育变革中的关键作用，让理论真正转化为满足人民需求、推动社会进步的物质力量，这是检验理论创新的第二个标准。其三，马克思强调“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句话阐明了理论创新必须具备实践阐释力。理论隐含在具体的情境中、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必须不断经受实践的检验，从实践中来，随实践而变，实现从认知建构到实践转化的质的飞跃，这也是判断理论创新的第三个标准。推动教育学理论创新，关键在于突破传统书斋式研究范式，构建“实践—研究—应用”的良性循环机制。重点围绕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原创性教材体系打造、新时代教师培养等核心命题，开展“实验验证—数据支撑—理论升华”的闭环研究，推动“对象性认识”转化为“意向性实践”，形成扎根中国教育实践的理论创新模式。
（三）方法创新
方法是科学的本质，也是教育学突破的关键。近代以来，方法上的重大创新导致了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带来了一次次科学上的重要突破。作为兼具原创性、实践性与综合性的应用学科，教育学必须拓展方法论视野，革新研究范式。
坚持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马克思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在研究方法上，以往靠个人感受感悟、主观体验以及思辨演绎所得出的观点、判断、设想或猜测，往往缺乏专业性和确切性。必须坚持长期实证研究，破解教育研究从主观感受走向客观度量的难题。通过长期研究积累证据链，强化调研支撑、数据支撑、案例支撑，通过实证方法找出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成为可量化、可统计、可比较、可重复以至可信赖的知识。教育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朝向实证研究的根本性转变，华东师范大学连续十年召开教育实证研究论坛，推动实证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高度，走向创新研究方法，为构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取得突破提供动力和保证。
坚持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相贯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封闭僵化、与世隔绝的知识体系，而是以历史眼光和世界视野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既向内看，纵向梳理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深入探究中国教育的深厚底蕴和发展逻辑；又向外看，横向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在历史演进中阐释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思想之源、理论之源，在时代发展中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教育课题，不断反思、提炼和升华中国经验。在国际比较中，讲清楚境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理论成果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适用范围，通过去粗取精、有效转化，使之成为中国特色教育学的有益滋养，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从中华文明寻求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普遍主义原理。
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统一。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加强现实关怀，坚持问题意识，以关键问题带动知识创新。研究真问题。不能将博士点数量、承担项目数量、发表论文数量作为学科发展水平的唯一衡量标准，必须重视学科存在的终极价值—对问题的解决。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教育强国必须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征集的重点选题等，都是来自一线的现实需求。真研究问题。真学真做，扎根一线，以真问题驱动跨学科整合，推进教育学与前沿领域的交叉创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共生共进，催生原创性成果。得出真结论。深入挖掘问题的本质和根源，把脉问诊，对症下药，提出可信之言，可行之策。在构建中国教育学的主战场奋勇争先，在推动知识创新上持续发力，在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